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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中的公共价值再生产——基于D市“幸福家园阳光议事会”的研究_学术聚焦_中国(广东)学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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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福,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 要] 便民热线是政务服务和城市治理的重要机制。设立便民热线的初衷在于破解传统科层体制的弊端,提高政府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效能,实践中普遍出现对高效率的极致追求。这在强化政府回应能力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公共价值,表现为损害社会秩序的自我调节能力、弱化公共服务的公平性和扭曲社会治理的价值导向,造成热线机制负荷超载。“阳光议事会”是对便民热线机制的结构性补充,实现了对常规热线机制的流程再造,为其嵌入了诉求公共化筛选、公共化回应和公共规则建构等公共化机制,通过重塑政府公共角色、培育市民公共意识和强化政党使命,推动了公共价值的再生产,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
[关键词] 便民热线 阳光议事会 公共价值 公共化
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以下简称“便民热线”)是服务型政府建设和城市治理创新的重要机制。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转变城市工作重心,更加注重治理投入”,部署着力建设便捷高效的智慧城市,要求“坚持党建引领,坚持依法治市,创新城市治理的理念、模式、手段,用好市民服务热线等机制,高效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1]2025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和提升12345热线服务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加强规范管理,完善工作机制,更好解决群众和企业的急难愁盼问题,更好助力提升政府治理水平。
便民热线作为连接政府与民众的桥梁,其设立初衷在于提升公共服务效能,实现民情上达、政令下行。然而,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其功能定位面临着诸多冲击与挑战。部分诉求超出政府职责范围,或夹杂个人情绪化表达,导致热线资源被无效占用,不仅影响了真正急难问题的解决效率,也给基层造成巨大压力与沉重负担,基层工作人员疲于应付。如何在尊重民意与规范诉求之间找到平衡点,成为该机制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不仅要关注效率与质量,还需兼顾公平与合法性原则。但是一段时期以来,一些地方在热线运行过程中片面追求响应速度与办结率,而忽略了社会治理中应有的价值引导与公共精神培育问题。本文拟通过实证分析,探究单纯效率导向对公共价值的侵蚀甚至消解,公共价值的消解则会使得热线机制陷入“工具理性”困境。D市正在探索的“幸福家园阳光议事会”(以下简称“阳光议事会”)制度,通过引入公共评议机制,强化了便民热线机制的公共价值再生产功能,为破解工具理性困境提供了有益启示。
国内便民热线“12345”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分散到集中、从集中到协同的发展过程,形成了以“一号对外、集中受理、分类处置、限时办结、监督考核”为特征的诉求接办机制。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地方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的指导意见》,要求到2021年年底前,实现除110等紧急热线外的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归,并统一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实现“一号响应”。近年来,许多城市都在积极推动便民热线升级创新,推动其从单一诉求响应平台向综合性社会治理枢纽转变。
便民热线的快速发展和丰富实践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理论层面上,便民热线往往被置于技术治理、[2]服务型政府、[3]回应性治理、[4]敏捷治理、[5]责任政治[6]等理论框架下进行解读。技术治理视角强调热线系统作为信息收集与反馈的技术平台,如何通过数字化手段提升政府治理的精准性与效能;服务型政府理论关注热线在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增强公共服务能力等方面的作用;回应性治理与敏捷治理则强调政府对社会诉求的快速反应与灵活应对能力;责任政治框架则聚焦政府回应责任与问责机制的强化。总体来看,既有研究多聚焦于便民热线在提升政府效率、服务能力和治理响应性方面的功能,[7]往往以效率导向作为评价热线运行成效的核心标准,且在这一点上存在较高的共识度,即普遍认为便民热线在提升政府效率、服务能力和治理响应性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8]其背后的深层理论关怀,其实都指向新公共管理运动对官僚体制效率困境的回应。新公共管理运动强调以市场为导向、以结果为导向的公共管理方式,试图通过引入竞争机制、绩效评估和顾客导向理念,破解传统官僚制的僵化与低效问题。便民热线中的诉求响应机制,正是这一理念在政务服务领域的具体体现。通过将市民诉求作为“顾客需求”进行响应,政府不仅提升了公共服务的效率与质量,也增强了治理过程的透明度和参与度。但是,这种效率导向的评价标准,虽然在提升热线运行绩效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容易忽视治理过程中的复杂性与多元诉求。特别是随着便民热线机制已经超越简单的诉求受理工具,而在深层次地重塑基层治理逻辑,单纯效率导向的工具理性就更加值得警惕与反思。有学者指出,“当顾客满意度指标遮蔽治理有效性,当复杂的公共问题被拆解为孤立的服务单元,评估体系与政务热线平台这组本应相互促进的关系,便异化为效率逻辑侵蚀公共价值的制度通道”,其背后正“暴露出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深层困境,即如何在追求治理效能的同时守护公共服务的本质属性”。[9]
基于对新公共管理理论过度市场化的批判,新公共服务理论应运而生,主张以公民而非顾客为中心,强调政府的服务本质与公共价值。以此视角来看,便民热线过度追求效率导向的弊端就愈发显现出来,比如服务泛化、[10]效能悖论[11]等问题。更严重的是,其对基层治理造成了不容忽视的深层影响,比如基层疲于应付,职责过载,治理注意力分配失衡;[12]诱发个体“谋利诉求”;[13]强回应造成治理去政治化;消解基层自主性,基层被“围困”而陷入新的困境。[14]这些研究提醒我们,在推动便民热线机制建设的过程中,不能忽视对其治理价值与社会公平性的系统性思考。便民热线不仅是一个提升行政效率的工具,更应成为实现公共价值的重要载体。
不过,总体看来,现有研究仍然侧重于关注便民热线机制的效率问题,较少关注治理过程中公共价值的实现与再生产。这种理论倾向容易导致对便民热线社会治理功能的片面化理解,忽视其在价值引导、公民参与与公共精神塑造方面的潜在作用。特别是在基层治理实践中,过度强调诉求响应效率,可能弱化治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价值共识与社会信任,进而影响治理效能的可持续性。尽管有部分研究关注到便民热线机制在基层治理中的价值实现问题,但基本停留在问题揭示与批判层面,缺乏对具体实现路径与作用机制的深入探讨。
二、便民热线的实践困境与“阳光议事会”的创设
2024年7月至2025年1月,笔者先后两次赴D市对便民热线运行展开了专题调研,调研主要采取深度访谈方法,访谈对象包括组织部、社会工作部、热线管理部门、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和居民等。笔者发现,D市便民热线机制表现出对高效率的追求。便民热线的初衷在于破解官僚系统回应迟滞、程序冗长等问题,以高效运转实现对群众诉求的快速回应,但也因此陷入效率消解价值的困境,其典型后果之一就是投诉数量的迅速增长。D市便民热线陷入这种困境,由此倒逼出“阳光议事会”的机制创新。
便民热线机制对高效率的追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时间压缩成为提升效率的核心手段。各地普遍推行限时办结制度,将原本冗长的处理周期压缩至最短时间内。除咨询类等可及时答复事项外,一般群众诉求的办结时限要求都在一周以内。当然,各地也对一些特殊情况作出规定,允许适当延长办理时间。但是,申请延长时限都需要向便民热线平台提交书面说明,并经相关负责人审批。二是流程再造成为提升效率的关键举措。各地普遍对原有的行政流程进行压缩和优化,将便民热线诉求受理中心打造为诉求办理的中枢平台,实现“一口受理、分类转办、限时办结、闭环管理”的全流程再造。通过信息化手段整合多部门资源,打破以往“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工作模式,形成横向协同、纵向联动的办理机制。流程再造大大突破了传统行政流程的桎梏,使诉求办理效率显著提升。三是高压考核机制成为推动工作落实的重要保障。高压考核不仅体现在对工单办理时限、群众满意率等硬性指标的精细量化考核上,更重要的是领导注意力聚焦产生的政治势能与行政压力的有效传导。比如D市将其作为主要领导亲自抓的“一把手工程”,政治压力层层传递,市、区、街镇到村居四级主要负责同志负责,而且都有周期性排名,以及对落后单位的约谈问责。正是由于这种高压考核机制的存在,使得便民热线机制对高效率的极致追求成为可能。便民热线机制对高效率的追求深刻影响了政府和基层工作人员的履职行为和价值导向,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价值体系产生了冲击。
群众诉求泛化造成政府职责超限,损害了社会秩序自我调节能力。在实际操作中,部分群众将本应由个人负责、市场机制调节或社会承担的事务也纳入诉求范围,要求政府介入处理。便民热线定位是非紧急求助热线,受理的范围本应聚焦于政府职责领域,但在效率导向和片面化服务导向的运作逻辑下,为了追求快速响应和高满意率,一些超出政府职责范围的诉求也被受理并解决,这在无形中模糊了政府职能的边界,强化了公众对政府“无限责任”的认知,削弱了社会自我调节的能力。
对诉求无差别回应,弱化公共政策的原则性和公平性。在实际工作中,面对多样化的群众诉求,难以进行科学甄别,为了追求办结率和满意率而“一视同仁”地快速回应,往往会模糊政府履职边界,忽视制度规范与公共利益。例如一些超出政策框架或与现行规定相悖的诉求,也可能被“特殊处理”以换取满意评价,这不仅破坏了政策执行的统一性,也在无形中助长了“谁闹谁有理”的社会风气。特别是对一些经常投诉的高频诉求人,甚至是那些在村庄社区中社会评价非常边缘的人,基层干部也不得不投入大量精力进行情感安抚和关系疏通,包括采取利益收买的方式。
过度依赖量化考核,扭曲基层治理的价值导向。对绩效指标的过度追求,特别是将群众满意度、办结率等量化数据作为衡量工作成效的核心标准,使基层治理行为逐渐偏离公共服务的本质目标。这种“数据驱动”的管理模式,促使基层干部将注意力集中在指标提升上,而非真正解决社会矛盾与提升治理效能上。在沉重的考核压力和办结时限约束下,基层更容易倾向于采取短期应对策略,回应一个个具体诉求,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安抚一个个具体的人。为了达成短期目标,策略主义、投机主义行为普遍化,基层无法从容地开展群众工作,陷入被动应对、疲于奔命、事务主义等困境。
D市的便民热线同样陷入效率消解价值的困境。2024年上半年,全市12345热线平台共受理企业群众诉求121.08万件,日均受理6653件,同比增长5.60%。其中,群众诉求120.46万件,占热线诉求总量的99.49%。在群众诉求中,物业管理类事务排名前三,且增速较快。D市下辖的L区作为新城区,面临的物业管理矛盾尤为突出。2020年,D市所在省份省委组织部与住房城乡建设厅联合启动“红色物业”三年行动,推动物业管理深度融入社区治理。三年行动实施以来,L区物业领域投诉量年均7200多条,且连年增长。基层治理压力越来越大。
2021年底,D市发布《关于深化12345热线流程再造改革完善群众诉求反映处置机制的意见》,正式建立区县和部门考核排名制度,明确提出市“12345”市民热线服务中心每月按照群众评价指标对各县市区、市直各部门单位进行排名,报送市级领导,抄送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并在市委机关报和市电视台公开发布。同时,市委、市政府对连续3个月办理质量排在后三名的县市区、市直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进行约谈。为了配合省级开展的“红色物业”专项行动,同时也为了应对日益增长的物业管理矛盾,D市将住宅小区投诉量纳入便民热线排名,并要求针对投诉量全市排名前十的住宅小区实行专项整治,由县市区领导包联整改。D市市长专门批示要求“定期梳理分析‘12345’市民热线等群众反映的问题和诉求,分级响应、协同处置”,“以优质物业服务推进美好家园建设”。并且,市长将对重点小区整改不力的县市区领导进行约谈。正是在这一背景下,L区启动了“幸福家园阳光议事会”试验。
2024年5月起,L区正式启动“阳光议事会”试点。为确保试点顺利推进,区委组织部将议事会分为两类。一类是示范会议,由区委组织部部长亲自牵头召开,区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街道办和社区党组织书记全员参与。示范会议选在诉求数量较多但居民素质相对较高,物业矛盾复杂性相对较小,社区干部得力和小区业委会、物业公司运作良好的小区,目的是熟悉情况,完善会议流程,形成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另一类是常规会议,待示范会议摸索出成熟经验后,再向所有小区全覆盖,常规会议由街道社区主持,相应职能部门派工作人员到场即可。
第一场“阳光议事会”选在了L区第一中学的家属院召开,这是一个老旧小区,居民基本都是中学老师,各方面条件比较成熟。小区因为建成年代较久,基础设施老化破损严重,最突出的问题有三个:一是小区电动自行车停车充电难,飞线充电现象普遍,存在较大安全隐患;二是小区绿化损毁严重,许多地方裸露,树木、草皮缺乏有效管理;三是小区财务公开透明度不够,居民对物业费的使用情况存在疑虑,存在不少拖欠物业费的情况。街道社区为首场议事会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提前张贴会议通知,广泛动员居民报名参与。会议选在下班后的晚上,在小区中心广场召开,除了报名参加的数十位居民外,现场还吸引了众多居民围观。会议开得非常成功,业委会和物业公司向居民报告了小区财务和管理情况,居民现场提出问题,并且围绕小区前述突出问题发表意见,相关部门现场回应居民关切,提出了多项整改措施。会后,以街道社区为主,相关部门配合,在征集群众意见建议基础上,小区几个问题都得到有效解决。一是在供电部门指导下,各单元门外安装了简易的充电插头,直接从一楼各户电表箱接线,供电部门承担安装成本,居民自费购买插座。这就解决了居民对引入第三方公司化运营的充电成本上涨的顾虑。二是社区发动居民报名,认领小区树木,挂上铭牌,由居民负责养护,居民报名踊跃,参与积极。三是业委会和物业公司迅速落实财务公开要求,在小区大门入口处增设了公开栏。笔者于2024年8月到该小区调研时,许多居民对小区环境的改善表示肯定。该小区12345热线投诉量显著下降,尤其是关于物业管理方面的投诉量基本消失。
示范会议的成功召开也打消了许多人的顾虑,正如区委组织部部长所言:“其实真开了会以后,大家发现群众没有某些人想象的那么不讲道理,而且开过几场议事会后,我们也发现,其实老百姓关心的问题很集中,梳理起来就十几项,我们也就越来越有底了。”2024年5月,“阳光议事会”制度正式试点实施,年底实现城区所有小区全覆盖。截至当年7月已召开61场议事会,涉及90个居民小区。61场议事会累计收集“监控设施覆盖不足”“楼道门破损”等居民反映突出问题351件,办结305件。街道社区对此评价积极,不少积累多年的疑难问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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